華特．布魯格曼（Walter Brueggemann）強調，祈禱不是單純的魔法和意識形態宣傳工具，而是神與人建構理想關係的方式，若能恆常憑信禱告，災難自會變得次要。
遇到逆境，不論有神論者，還是無神論者，都可能會重新思考神的終極屬性：神存在嗎？神若慈愛，為何容許苦難發生？神何以不懲罰引起禍患的人？神沉默嗎？神何時出手？……
也許出於慣性思維和護教需要，結論多半是老生常談。但事實上，歷史正正不斷重覆，雖然華特．布魯格曼（Walter Brueggemann）一再強調《聖經》中的歷史只供參考而不能完全套用，但一些規律、法則和基調即便何其簡單、被人熟知，也不減效力，彷彿神在變幻中揭示不變的自己和倫理。
在單邊主義、同溫層思維和偽真相泛濫的今天，布魯格曼薄薄的著作《疫轉新世界：幻變疫境中的聖經默想》（Virus as Summons to Faith: Biblical Reflections in a Time of Loss, Grief, and Uncertainty）對信徒和非信徒都甚具參考價值，因為這不單剖析疫境下的我們應當如何，也提供豐富的正反思考方式，引導讀者更寬廣、包容地認識「二律背反」也不能盡釋的世界。
全書帶著創世意味地分作「七」章，藉經文發掘啟示。第一章列出三個《舊約》解釋瘟疫的選項：1. 出於契約交易，即上帝與人立下嚴謹的交換條件，順服神的律令者得祝福，悖逆者得咒詛，所以瘟疫是人背離神的結果；2. 出於耶和華刻意施行的力量，即神為特別目的而降災，如為拯救以色列人脫離埃及人而降十災；3. 出於耶和華的自由意志，即神擁有超越於理由、解釋和問責之上的自由，否定人的「最好解釋」，以維持祂在世界的聖潔與主權。三個選項可兼容並存，我們大可把新冠疫情分別解釋為人過往破壞生態或犯罪的結果、神挫敗人的旨意和神突顯人無法以知識馴化世界的媒介。說到底，就是神運用事物原理與自主能力，迫使人放棄實現自我、放棄狂歡作樂，不得不以敬畏之心建立新的生活秩序。
延續上帝主權的問題，第二章圍繞大衛擅自作人口普查（僭越神無形但完美的帶領），神因而使他必須在三年饑荒、三個月刀劍與三日瘟疫中選一，以作懲罰。大衛最終選擇瘟疫，不因時間最短，而是「預計自己在瘟疫中會得蒙耶和華的憐憫」，所以「他甘願冒險，把自己交在耶和華的手中，也不願陷入人的手中。」姑勿論是否「走精面」，大衛肯定熟知神的憐憫，並對其憐憫的結果滿有盼望，而結果，實在如他所料，祂對天使說：「夠了！住手吧！」引伸而言，在相信神的憐憫可改變結果之外，人本身也應參與改變，需抱持憐憫，逆轉剝削他人與濫用環境的局面。
透過先知耶利米預視災荒之地將再響歡音，布魯格曼在第三章提醒讀者在困難中要「常存堅毅不屈不撓的盼望」和「見證上帝持久而堅定不移的團結共融」，以信心活出更理想的神與人、人與鄰舍的關係。接著，第四章探討如何藉禱告「重構災難語境的神人關係」，透過閱讀〈申命記〉、〈列王紀〉和〈歷代志〉，作者表示懇求是禱告的起始點，當中包含對神垂聽與介入的確信，其基礎是人的忠誠，但更深的基礎是即使人背離神，神仍會積極挽回，且願不斷垂聽和赦免。
另一方面，祈禱不是單純的魔法和意識形態宣傳工具，而是神與人建構理想關係的方式，若能恆常憑信禱告，災難自會變得次要。在第五章，布魯格曼藉詩篇第七十七篇起始不斷重覆的「我」至最後不斷重覆的「祢」，道出擺脫逆境思維的關鍵：從「充塞自我」轉向「降服和信靠上帝」。面對不能控制的處境，自憐、質問上帝本性皆自然而然，《聖經》不置否定，但又不以此為終點，且寄望人能最終擺脫自我，承認因果與條件交換並非自己所想般必然、神並非單純按人的心意行事，再者，人的過去式信仰也必須不斷迎來新想像，在「失去信仰」與「開展新的信仰」兩端，人需放下關注自我而轉向關注他人，把生命主權交由始終「信實慈愛、滿有恩典、富於憐憫」（但難測）的神主宰。
最後，第六章呼籲讀者敢於想像，想像神可以各種方法提醒我們、我們可以回歸生活的最基本、災難可以建構人際間更親密的新常態、我們可以盼望和實踐……由不可以變成可以的過程，帶著分娩的陣痛，第七章指出轉化、新創造的過程並不輕易，必然遇到未知、呼喊、掙扎，這時，人需要期待，需要明白受造的目的不是受苦而神必把偏差校正，需要否定沒有將來的嘆息而耐心迎向沒有嘆息的將來。這份需要，不單適用於在人類大歷史中可算微不足道的新冠疫情底下的我們，也適用於其他天災人禍底下的掌權者和受難者，但願「人類太愚蠢」、「人類在歷史中不斷犯同樣的錯」的老調早日消失，「美麗新世界」不再是反烏托邦式的諷刺。
感謝作者同意讓我們轉載。文章轉載自The News Lens 2022年6月22日的文章，https://www.thenewslens.com/article/1685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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